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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個更寬廣的世界

    如果沒猜錯,“特別行動獎”表彰的不是作品,而是我的勇氣。對一個作家來說,這是一種很特別的榮譽,聽著就像贊美一個足球運動員打群架很厲害。我對此十分慚愧,因為我并不勇敢,一個作家真正的勇敢并不是與什么傳銷團伙周旋,而是在大眾沉默之時,在真相不能言說之時,坦然而磊落地走進人群中,講出他本應講的話,為了真相和良知,敢于發于不和諧的聲音,敢于犯舉國之怒,冒天下之大不韙。而我只是做了一個公民應該做的:檢舉罪惡。這與真正的勇敢相去甚遠。我必須承認,這點勇氣并不值得嘉獎,我依然是個膽小的懦夫,我說的都是安全的話,我所批評的,都是允許我批評的。

    這本書已經完稿多時,可遲遲未能出版,主要原因是遇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編輯,在近兩個月的時間里,我和他發生了多次有意思的交鋒,我摔了一個杯子,罵了幾句粗話,把我家的墻壁狠狠地揍了一頓,最后還是投降了。

    篇章都已經失傳了,就像傳說中的絕世神功,但我們依然可以驕傲地說,我們的語言正在復興。唯一的真相是不能說出真相。唯一的觀點是不能發表觀點。我們不能批評制度,不能談論時事,甚至不允許提到遙遠的埃塞俄比亞。有時候我忍不住會這么想:文革真的結束了嗎?為什么當代中國缺少直指人心的好作品?因為我們根本不能直指,只能拐彎抹腳地指一指。為什么代中國缺少批判現實的好作品?因為現實根本不能批判,我們不僅失去了批判的權利,更失去了批判的勇氣。為什么當代中國缺少大師?那是因為,當大師還在幼兒園的時候,他就已經被閹割了。常常有人問我為什么寫作,我的答案是:為了一個更寬廣的世界。這個更寬廣的世界就是我的夢想,為了這個夢想,我甚至能夠接受一個沒有芭比娃娃的世界,卻很難原諒一個給芭比娃娃穿貞操褲的世界。我知道,在此時,在這里,我不應該說這樣的話,這些話不合時宜,而且非常幼稚,但在此時,在這里,我還是要說出這些幼稚的理想,因為我相信一個道理:當空氣越來越差,我們應該做的,決不是閉上嘴停止呼吸,而是要行動起來,去建設我們的語言,去改善我們的空氣。更因為,這才是一個作家的真正的勇氣,只有講出這些話,我才有資格來領這個獎。我希望這些話成為共識:文學不是為政治服務的,相反,政治應盡量為文學提供可能;如果不能取消審查,我們希望它可以寬松一些;即使它不能寬松,我們至少可以希望它聰明一些。如果真有一本《敏感詞辭典》,我希望能夠將之公開,這樣我在挑選詞語的時候可以少費些心思,不至于在不知不覺中犯下“用詞不當罪”。作家不應該是鸚鵡,不應該是人皮喇叭,更不應該是一群只會汪汪叫的寵物,他們應該發出自己的聲音,在必要的時候,還應該是清醒而正直的聲音。當他拿起筆,他就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隸,他有權利不向任何人效忠,只忠于真相和自己的良知。最后我要說,我不是階級敵人,不是破壞者,更不是顛覆分子,我只是一個提建議的公民,也許有時候語意尖刻,但請相信我自始至終的善意。和大多數人一樣,我夢想活在一個更好的世界,可是我依然愿意為這個不完美的世界付出心血。

    這位編輯是個謹慎的人,對現實的處境懷著深深的憂慮,不管什么事,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安全。按他的意思,這本書最好不要出版,這樣最安全;即使不得已要出版,最好不要講出任何真相,因為真相就意味著危險;如果不得已要講一點真相,切記不能發表任何觀點,如果我有觀點,我就是危險分子。我不太同意他的意見,但據我所知,這并不是他一個人的意見。

    這本書是我的傳銷紀實,傳銷團伙內有個說法:只要投入3800就叫“河南體系”,以河南人為主。在另外一處,我寫到某人放了一個“印度風味”的屁,我承認,按某種標準,這就叫做低俗,可怎么也該算是“無傷大雅”吧?然而編輯還是要求我修改,這次的問題出在“印度”兩個字上,編輯的態度十分強硬:就是不許你放印度風味的屁!說真的,我理解他,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間的外交糾紛。可是我又想:為了這么屁大的一件事,中國和印度真的有可能開戰嗎?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、已經有過多個版本的老書中,我提到了一個地理名詞:南中國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這個詞居然也成了敏感詞,編輯要求必須修改。原因是:正式出版物中從來沒見過這個詞。我忍不住要想:為什么2005年可以使用的詞,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語?后來在網上搜索,發現不僅有南中國酒店,還有《南中國》雜志,有一部電影叫《南中國:1994》,拿了金雞獎;中國最權威的新聞機構也頻頻使用“南中國”這個字眼兒。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:在這一回合,我贏了。正如你們所猜想的,這位編輯刪除的不僅是河南人、農民、帝國主義和一個屁,還有更多的字、詞、句、段落,甚至是章節,根據我這些年寫作和出版的經驗,我幾乎可以編出一本《敏感詞辭典》,其中包括制度、體制、法律、政治,一些名詞、一些動詞、一些形容詞,甚至是某些特別的數字。在這本辭典中,那些不能提及的詞的還有:所有的宗教、所有大人物的名字、所有的國家,其中當然也包括中國,也包括“中國人”,在《中國,少了一味藥》的很多處,“中國人”都被改成“一些人”,甚至是“少數人”,如果我批評中國的傳統文化,編輯就會改成“中國古代的官場文化”,如果我要評論現在的某項制度,他就會要求我去評論朱元璋或者武則天,或者是中世紀的歐洲。如果這本書能夠出版,讀者很可能會覺得作者是一個神經病:明明寫的是現在的事,他為什么要一而再,再而三地評論武則天?沒錯,在此時,在這里,寫作本來就帶有神經錯亂的意味,我不是作家,我是個神經病。一定有人會說,這只是某個編輯的問題,不足以代表全部。我承認,可我還是要問:究竟是什么樣的原因,什么樣的制度,才會使一個編輯如此敏感,如此恐懼?我還要承認,他的恐懼也傳染給了我,那么,究竟是什么樣的原因,什么樣的制度,才會讓我,一個守法公民,一個寫作者,活在不能言說的恐懼之中?在場有許多記者,或者有人會這么報道:我發表了一個憤怒的獲獎感言。不,我并不憤怒,我心平氣和地說出我的處境,因為我相信,這決不是我一個人的處境,而是所有寫作者的處境。這恐懼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恐懼,而是所有寫作者的恐懼。在這本《敏感辭典》的編撰過程中,我很不幸地貢獻了自己的努力,當我檢查我的作品,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詞、哪些句子一定會被刪除,我心安理得地接受這一切。甚至我自己也會做這樣的事:刪掉一些字眼兒,或者替換掉一些字眼兒,我把這稱之為“閹割式寫作”,在某個意義上,我就是一個太監,而且是個積極主動的太監,主刀的大夫還沒動手,我自己就把自己閹掉了。我們毫不驚奇地發現,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寫,有些不能寫;有些話可以說,另外一些就只能想一想。我們的母語,被強行割裂為兩個部分,一部分是安全的,另外一部分是危險的;有一些字眼兒是革命的,另外一些是反動的;有一些是我們用的,另外一些是敵人用的。更糟糕的是,我并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,哪些是違法的,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覺中犯下“用詞不當罪”。昨晚在北京街頭看見一幅廣告,上面寫道:當你拿到世界冠軍的時候,會說些什么?下面給出了答案,他說,其實,我是一個作家。然而,即使站在更高的領獎臺上,我也很難說自己是個作家,我只是一個潛在的“詞語犯”。有人也許會說,這一切都不足為奇,可我的感覺是:我已經快要窒息了。在千瘡百孔、布滿地雷的漢語之中,我艱難挑選每一個字。安全的字越來越少,以至于每個漢字都有點面目可疑。我要說,這不僅傷害了我的作品,也傷害了我們的語言,這是我們的母語,偉大的漢語,莊子、李白、司馬遷和蘇東坡的漢語。也許很多年后,我們的子孫會發現那些美麗的詞匯、美麗的,兩年之內就能賺到500萬。為此我寫了下面這一段:

    我飛快地算了一下,我們“體系”有近200人,每人賺500萬,那就是將近10億,盈利能力相當于中國移動的一家省級公司。如果全行業700萬人都能賺這么多,那就是35萬億,遠遠超過2008年的國民生產總值,照這個態勢發展下去,趕日超美只是眨眼間的事,我中華上國分分鐘就能一統天下,正如孟子所言,可以“執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”,只要派出700萬個餓癟了肚子的中國農民,拿根棍子就能擊落帝國主義的隱型戰機,根本不用發展工業、農業和第三產業,連兵都不用養一個。

    這位編輯把“趕日超美”后面的話全都刪掉了,我問為什么,回答說太敏感。我說這些話傻子也能看明白啊,這不是諷刺之語嗎?有什么可敏感的?編輯說諷刺也不行,必須改,好吧,既然不能尖刻地諷刺,那就溫柔厚道地諷刺,他說“中華上國一統天下”敏感,好吧,理解,刪掉。“中國農民”也敏感,這我就不能理解了:一個中性詞,有什么好敏感的?編輯說“農民”二字有歧視之意,好吧,我假裝理解,改成“傳銷者”;“帝國主義的隱形戰機”也敏感,好吧,理解,改成“高科技無人駕駛的隱形戰機”,編輯說不行,“戰機”也敏感,因為涉及軍事。我向他請教:書店里有那么多直接講軍事的書,它們都能出版,為什么我“涉及”一下都不行?對方答復:這個問題不予討論,反正“戰機”二字必須改。可這是核心詞,改無可改,只能全部推翻,最后改成“就叫“河南體系”,以河南人為主。在另外一處,我寫到某人放了一個“印度風味”的屁,我承認,按某種標準,這就叫做低俗,可怎么也該算是“無傷大雅”吧?然而編輯還是要求我修改,這次的問題出在“印度”兩個字上,編輯的態度十分強硬:就是不許你放印度風味的屁!說真的,我理解他,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間的外交糾紛。可是我又想:為了這么屁大的一件事,中國和印度真的有可能開戰嗎?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、已經有過多個版本的老書中,我提到了一個地理名詞:南中國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這個詞居然也成了敏感詞,編輯要求必須修改。原因是:正式出版物中從來沒見過這個詞。我忍不住要想:為什么2005年可以使用的詞,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語?后來在網上搜索,發現不僅有南中國酒店,還有《南中國》雜志,有一部電影叫《南中國:1994》,拿了金雞獎;中國最權威的新聞機構也頻頻使用“南中國”這個字眼兒。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:在這一回合,我贏了。正如你們所猜想的,這位編輯刪除的不僅是河南人、農民、帝國主義和一個屁,還有更多的字、詞、句、段落,甚至是章節,根據我這些年寫作和出版的經驗,我幾乎可以編出一本《敏感詞辭典》,其中包括制度、體制、法律、政治,一些名詞、一些動詞、一些形容詞,甚至是某些特別的數字。在這本辭典中,那些不能提及的詞的還有:所有的宗教、所有大人物的名字、所有的國家,其中當然也包括中國,也包括“中國人”,在《中國,少了一味藥》的很多處,“中國人”都被改成“一些人”,甚至是“少數人”,如果我批評中國的傳統文化,編輯就會改成“中國古代的官場文化”,如果我要評論現在的某項制度,他就會要求我去評論朱元璋或者武則天,或者是中世紀的歐洲。如果這本書能夠出版,讀者很可能會覺得作者是一個神經病:明明寫的是現在的事,他為什么要一而再,再而三地評論武則天?沒錯,在此時,在這里,寫作本來就帶有神經錯亂的意味,我不是作家,我是個神經病。一定有人會說,這只是某個編輯的問題,不足以代表全部。我承認,可我還是要問:究竟是什么樣的原因,什么樣的制度,才會使一個編輯如此敏感,如此恐懼?我還要承認,他的恐懼也傳染給了我,那么,究竟是什么樣的原因,什么樣的制度,才會讓我,一個守法公民,一個寫作者,活在不能言說的恐懼之中?在場有許多記者,或者有人會這么報道:我發表了一個憤怒的獲獎感言。不,我并不憤怒,我心平氣和地說出我的處境,因為我相信,這決不是我一個人的處境,而是所有寫作者的處境。這恐懼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恐懼,而是所有寫作者的恐懼。在這本《敏感辭典》的編撰過程中,我很不幸地貢獻了自己的努力,當我檢查我的作品,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詞、哪些句子一定會被刪除,我心安理得地接受這一切。甚至我自己也會做這樣的事:刪掉一些字眼兒,或者替換掉一些字眼兒,我把這稱之為“閹割式寫作”,在某個意義上,我就是一個太監,而且是個積極主動的太監,主刀的大夫還沒動手,我自己就把自己閹掉了。我們毫不驚奇地發現,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寫,有些不能寫;有些話可以說,另外一些就只能想一想。我們的母語,被強行割裂為兩個部分,一部分是安全的,另外一部分是危險的;有一些字眼兒是革命的,另外一些是反動的;有一些是我們用的,另外一些是敵人用的。更糟糕的是,我并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,哪些是違法的,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覺中犯下“用詞不當罪”。昨晚在北京街頭看見一幅廣告,上面寫道:當你拿到世界冠軍的時候,會說些什么?下面給出了答案,他說,其實,我是一個作家。然而,即使站在更高的領獎臺上,我也很難說自己是個作家,我只是一個潛在的“詞語犯”。有人也許會說,這一切都不足為奇,可我的感覺是:我已經快要窒息了。在千瘡百孔、布滿地雷的漢語之中,我艱難挑選每一個字。安全的字越來越少,以至于每個漢字都有點面目可疑。我要說,這不僅傷害了我的作品,也傷害了我們的語言,這是我們的母語,偉大的漢語,莊子、李白、司馬遷和蘇東坡的漢語。也許很多年后,我們的子孫會發現那些美麗的詞匯、美麗的只要派出700萬個餓癟了肚子的傳銷者,拿根棉花糖就能打敗金兀朮的拐子馬。”

    按:感謝《人民文學》雜志的厚愛,我獲得了今年人民文學獎的“特別行動獎”,今天下午在北京現代文學館頒獎,我的朋友邱華棟讓我準備一段獲獎感言,于是我寫了下面這些文字,但由于時間關系,這篇感言未能在現場發表,現在我把它發在這里。一個更寬廣的世界如果沒猜錯,“特別行動獎”表彰的不是作品,而是我的勇氣。對一個作家來說,這是一種很特別的榮譽,聽著就像贊美一個足球運動員打群架很厲害。我對此十分慚愧,因為我并不勇敢,一個作家真正的勇敢并不是與什么傳銷團伙周旋,而是在大眾沉默之時,在真相不能言說之時,坦然而磊落地走進人群中,講出他本應講的話,為了真相和良知,敢于發于不和諧的聲音,敢于犯舉國之怒,冒天下之大不韙。而我只是做了一個公民應該做的:檢舉罪惡。這與真正的勇敢相去甚遠。我必須承認,這點勇氣并不值得嘉獎,我依然是個膽小的懦夫,我說的都是安全的話,我所批評的,都是允許我批評的。這本書已經完稿多時,可遲遲未能出版,主要原因是遇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編輯,在近兩個月的時間里,我和他發生了多次有意思的交鋒,我摔了一個杯子,罵了幾句粗話,把我家的墻壁狠狠地揍了一頓,最后還是投降了。這位編輯是個謹慎的人,對現實的處境懷著深深的憂慮,不管什么事,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安全。按他的意思,這本書最好不要出版,這樣最安全;即使不得已要出版,最好不要講出任何真相,因為真相就意味著危險;如果不得已要講一點真相,切記不能發表任何觀點,如果我有觀點,我就是危險分子。我不太同意他的意見,但據我所知,這并不是他一個人的意見。這本書是我的傳銷紀實,傳銷團伙內有個說法:只要投入3800,兩年之內就能賺到500萬。為此我寫了下面這一段:我飛快地算了一下,我們“體系”有近200人,每人賺500萬,那就是將近10億,盈利能力相當于中國移動的一家省級公司。如果全行業700萬人都能賺這么多,那就是35萬億,遠遠超過2008年的國民生產總值,照這個態勢發展下去,趕日超美只是眨眼間的事,我中華上國分分鐘就能一統天下,正如孟子所言,可以“執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”,只要派出700萬個餓癟了肚子的中國農民,拿根棍子就能擊落帝國主義的隱型戰機,根本不用發展工業、農業和第三產業,連兵都不用養一個。這位編輯把“趕日超美”后面的話全都刪掉了,我問為什么,回答說太敏感。我說這些話傻子也能看明白啊,這不是諷刺之語嗎?有什么可敏感的?編輯說諷刺也不行,必須改,好吧,既然不能尖刻地諷刺,那就溫柔厚道地諷刺,他說“中華上國一統天下”敏感,好吧,理解,刪掉。“中國農民”也敏感,這我就不能理解了:一個中性詞,有什么好敏感的?編輯說“農民”二字有歧視之意,好吧,我假裝理解,改成“傳銷者”;“帝國主義的隱形戰機”也敏感,好吧,理解,改成“高科技無人駕駛的隱形戰機”,編輯說不行,“戰機”也敏感,因為涉及軍事。我向他請教:書店里有那么多直接講軍事的書,它們都能出版,為什么我“涉及”一下都不行?對方答復:這個問題不予討論,反正“戰機”二字必須改。可這是核心詞,改無可改,只能全部推翻,最后改成“只要派出700萬個餓癟了肚子的傳銷者,拿根棉花糖就能打敗金兀朮的拐子馬。”書稿中還有這么一句:這團伙以河南人為主,就叫“河南體系”。除此之外,還提到了廣西體系、山東體系、四川體系……這本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話,可是在編輯眼里,這樣一句普普通通的話也有安全問題,因為“河南人”3個字涉嫌地域歧視,他建議我這么改:他們都是河南農民,這團伙就叫河南體系,以河南人為主。我提出質疑:你再讀一下我的原話,請問,我有一點點歧視河南人的意思嗎?還有一個問題是:這兩者有什么區別?為什么一定要改?對方回答:把河南人具體定義為“河南農民”,這樣高素質的河南人就不會提出抗議。我跟他談判,說我原來是兩句話,你改后成了三句話,這樣不太簡潔,我們把第一句刪掉好不好?他想了半天,答應了,于是就出現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:我的原文是:這團伙以河南人為主,就叫“河南體系”。修改之后變成了:這團伙書稿中還有這么一句:這團伙以河南人為主,就叫“河南體系”。除此之外,還提到了廣西體系、山東體系、四川體系……這本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話,可是在編輯眼里,這樣一句普普通通的話也有安全問題,因為“河南人”3個字涉嫌地域歧視,他建議我這么改:他們都是河南農民,這團伙就叫河南體系,以河南人為主。我提出質疑:你再讀一下我的原話,請問,我有一點點歧視河南人的意思嗎?還有一個問題是:這兩者有什么區別?為什么一定要改?對方回答:把河南人具體定義為“河南農民”,這樣高素質的河南人就不會提出抗議。我跟他談判,說我原來是兩句話,你改后成了三句話,這樣不太簡潔,我們把第一句刪掉好不好?他想了半天,答應了,于是就出現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:我的原文是:這團伙以河南人為主,就叫“河南體系”。修改之后變成了:這團伙就叫“河南體系”,以河南人為主。

    就叫“河南體系”,以河南人為主。在另外一處,我寫到某人放了一個“印度風味”的屁,我承認,按某種標準,這就叫做低俗,可怎么也該算是“無傷大雅”吧?然而編輯還是要求我修改,這次的問題出在“印度”兩個字上,編輯的態度十分強硬:就是不許你放印度風味的屁!說真的,我理解他,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間的外交糾紛。可是我又想:為了這么屁大的一件事,中國和印度真的有可能開戰嗎?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、已經有過多個版本的老書中,我提到了一個地理名詞:南中國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這個詞居然也成了敏感詞,編輯要求必須修改。原因是:正式出版物中從來沒見過這個詞。我忍不住要想:為什么2005年可以使用的詞,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語?后來在網上搜索,發現不僅有南中國酒店,還有《南中國》雜志,有一部電影叫《南中國:1994》,拿了金雞獎;中國最權威的新聞機構也頻頻使用“南中國”這個字眼兒。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:在這一回合,我贏了。正如你們所猜想的,這位編輯刪除的不僅是河南人、農民、帝國主義和一個屁,還有更多的字、詞、句、段落,甚至是章節,根據我這些年寫作和出版的經驗,我幾乎可以編出一本《敏感詞辭典》,其中包括制度、體制、法律、政治,一些名詞、一些動詞、一些形容詞,甚至是某些特別的數字。在這本辭典中,那些不能提及的詞的還有:所有的宗教、所有大人物的名字、所有的國家,其中當然也包括中國,也包括“中國人”,在《中國,少了一味藥》的很多處,“中國人”都被改成“一些人”,甚至是“少數人”,如果我批評中國的傳統文化,編輯就會改成“中國古代的官場文化”,如果我要評論現在的某項制度,他就會要求我去評論朱元璋或者武則天,或者是中世紀的歐洲。如果這本書能夠出版,讀者很可能會覺得作者是一個神經病:明明寫的是現在的事,他為什么要一而再,再而三地評論武則天?沒錯,在此時,在這里,寫作本來就帶有神經錯亂的意味,我不是作家,我是個神經病。一定有人會說,這只是某個編輯的問題,不足以代表全部。我承認,可我還是要問:究竟是什么樣的原因,什么樣的制度,才會使一個編輯如此敏感,如此恐懼?我還要承認,他的恐懼也傳染給了我,那么,究竟是什么樣的原因,什么樣的制度,才會讓我,一個守法公民,一個寫作者,活在不能言說的恐懼之中?在場有許多記者,或者有人會這么報道:我發表了一個憤怒的獲獎感言。不,我并不憤怒,我心平氣和地說出我的處境,因為我相信,這決不是我一個人的處境,而是所有寫作者的處境。這恐懼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恐懼,而是所有寫作者的恐懼。在這本《敏感辭典》的編撰過程中,我很不幸地貢獻了自己的努力,當我檢查我的作品,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詞、哪些句子一定會被刪除,我心安理得地接受這一切。甚至我自己也會做這樣的事:刪掉一些字眼兒,或者替換掉一些字眼兒,我把這稱之為“閹割式寫作”,在某個意義上,我就是一個太監,而且是個積極主動的太監,主刀的大夫還沒動手,我自己就把自己閹掉了。我們毫不驚奇地發現,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寫,有些不能寫;有些話可以說,另外一些就只能想一想。我們的母語,被強行割裂為兩個部分,一部分是安全的,另外一部分是危險的;有一些字眼兒是革命的,另外一些是反動的;有一些是我們用的,另外一些是敵人用的。更糟糕的是,我并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,哪些是違法的,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覺中犯下“用詞不當罪”。昨晚在北京街頭看見一幅廣告,上面寫道:當你拿到世界冠軍的時候,會說些什么?下面給出了答案,他說,其實,我是一個作家。然而,即使站在更高的領獎臺上,我也很難說自己是個作家,我只是一個潛在的“詞語犯”。有人也許會說,這一切都不足為奇,可我的感覺是:我已經快要窒息了。在千瘡百孔、布滿地雷的漢語之中,我艱難挑選每一個字。安全的字越來越少,以至于每個漢字都有點面目可疑。我要說,這不僅傷害了我的作品,也傷害了我們的語言,這是我們的母語,偉大的漢語,莊子、李白、司馬遷和蘇東坡的漢語。也許很多年后,我們的子孫會發現那些美麗的詞匯、美麗的在另外一處,我寫到某人放了一個“印度風味”的屁,我承認,按某種標準,這就叫做低俗,可怎么也該算是“無傷大雅”吧?然而編輯還是要求我修改,這次的問題出在“印度”兩個字上,編輯的態度十分強硬:就是不許你放印度風味的屁!說真的,我理解他,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間的外交糾紛。可是我又想:為了這么屁大的一件事,中國和印度真的有可能開戰嗎?

    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、已經有過多個版本的老書中,我提到了一個地理名詞:南中國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這個詞居然也成了敏感詞,編輯要求必須修改。原因是:正式出版物中從來沒見過這個詞。我忍不住要想:為什么2005年可以使用的詞,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語?后來在網上搜索,發現不僅有南中國酒店,還有《南中國》雜志,有一部電影叫《南中國:1994》,拿了金雞獎;中國最權威的新聞機構也頻頻使用“南中國”這個字眼兒。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:在這一回合,我贏了。

    正如你們所猜想的,這位編輯刪除的不僅是河南人、農民、帝國主義和一個屁,還有更多的字、詞、句、段落,甚至是章節,根據我這些年寫作和出版的經驗,我幾乎可以編出一本《敏感詞辭典》,其中包括制度、體制、法律、政治,一些名詞、一些動詞、一些形容詞,甚至是某些特別的數字。在這本辭典中,那些不能提及的詞的還有:所有的宗教、所有大人物的名字、所有的國家,其中當然也包括中國,也包括“中國人”,在《中國,少了一味藥》的很多處,“中國人”都被改成“一些人”,甚至是“少數人”,如果我批評中國的傳統文化,編輯就會改成“中國古代的官場文化”,如果我要評論現在的某項制度,他就會要求我去評論朱元璋或者武則天,或者是中世紀的歐洲。如果這本書能夠出版,讀者很可能會覺得作者是一個神經病:明明寫的是現在的事,他為什么要一而再,再而三地評論武則天?沒錯,在此時,在這里,寫作本來就帶有神經錯亂的意味,我不是作家,我是個神經病。

    按:感謝《人民文學》雜志的厚愛,我獲得了今年人民文學獎的“特別行動獎”,今天下午在北京現代文學館頒獎,我的朋友邱華棟讓我準備一段獲獎感言,于是我寫了下面這些文字,但由于時間關系,這篇感言未能在現場發表,現在我把它發在這里。一個更寬廣的世界如果沒猜錯,“特別行動獎”表彰的不是作品,而是我的勇氣。對一個作家來說,這是一種很特別的榮譽,聽著就像贊美一個足球運動員打群架很厲害。我對此十分慚愧,因為我并不勇敢,一個作家真正的勇敢并不是與什么傳銷團伙周旋,而是在大眾沉默之時,在真相不能言說之時,坦然而磊落地走進人群中,講出他本應講的話,為了真相和良知,敢于發于不和諧的聲音,敢于犯舉國之怒,冒天下之大不韙。而我只是做了一個公民應該做的:檢舉罪惡。這與真正的勇敢相去甚遠。我必須承認,這點勇氣并不值得嘉獎,我依然是個膽小的懦夫,我說的都是安全的話,我所批評的,都是允許我批評的。這本書已經完稿多時,可遲遲未能出版,主要原因是遇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編輯,在近兩個月的時間里,我和他發生了多次有意思的交鋒,我摔了一個杯子,罵了幾句粗話,把我家的墻壁狠狠地揍了一頓,最后還是投降了。這位編輯是個謹慎的人,對現實的處境懷著深深的憂慮,不管什么事,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安全。按他的意思,這本書最好不要出版,這樣最安全;即使不得已要出版,最好不要講出任何真相,因為真相就意味著危險;如果不得已要講一點真相,切記不能發表任何觀點,如果我有觀點,我就是危險分子。我不太同意他的意見,但據我所知,這并不是他一個人的意見。這本書是我的傳銷紀實,傳銷團伙內有個說法:只要投入3800,兩年之內就能賺到500萬。為此我寫了下面這一段:我飛快地算了一下,我們“體系”有近200人,每人賺500萬,那就是將近10億,盈利能力相當于中國移動的一家省級公司。如果全行業700萬人都能賺這么多,那就是35萬億,遠遠超過2008年的國民生產總值,照這個態勢發展下去,趕日超美只是眨眼間的事,我中華上國分分鐘就能一統天下,正如孟子所言,可以“執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”,只要派出700萬個餓癟了肚子的中國農民,拿根棍子就能擊落帝國主義的隱型戰機,根本不用發展工業、農業和第三產業,連兵都不用養一個。這位編輯把“趕日超美”后面的話全都刪掉了,我問為什么,回答說太敏感。我說這些話傻子也能看明白啊,這不是諷刺之語嗎?有什么可敏感的?編輯說諷刺也不行,必須改,好吧,既然不能尖刻地諷刺,那就溫柔厚道地諷刺,他說“中華上國一統天下”敏感,好吧,理解,刪掉。“中國農民”也敏感,這我就不能理解了:一個中性詞,有什么好敏感的?編輯說“農民”二字有歧視之意,好吧,我假裝理解,改成“傳銷者”;“帝國主義的隱形戰機”也敏感,好吧,理解,改成“高科技無人駕駛的隱形戰機”,編輯說不行,“戰機”也敏感,因為涉及軍事。我向他請教:書店里有那么多直接講軍事的書,它們都能出版,為什么我“涉及”一下都不行?對方答復:這個問題不予討論,反正“戰機”二字必須改。可這是核心詞,改無可改,只能全部推翻,最后改成“只要派出700萬個餓癟了肚子的傳銷者,拿根棉花糖就能打敗金兀朮的拐子馬。”書稿中還有這么一句:這團伙以河南人為主,就叫“河南體系”。除此之外,還提到了廣西體系、山東體系、四川體系……這本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話,可是在編輯眼里,這樣一句普普通通的話也有安全問題,因為“河南人”3個字涉嫌地域歧視,他建議我這么改:他們都是河南農民,這團伙就叫河南體系,以河南人為主。我提出質疑:你再讀一下我的原話,請問,我有一點點歧視河南人的意思嗎?還有一個問題是:這兩者有什么區別?為什么一定要改?對方回答:把河南人具體定義為“河南農民”,這樣高素質的河南人就不會提出抗議。我跟他談判,說我原來是兩句話,你改后成了三句話,這樣不太簡潔,我們把第一句刪掉好不好?他想了半天,答應了,于是就出現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:我的原文是:這團伙以河南人為主,就叫“河南體系”。修改之后變成了:這團伙一定有人會說,這只是某個編輯的問題,不足以代表全部。我承認,可我還是要問:究竟是什么樣的原因,什么樣的制度,才會使一個編輯如此敏感,如此恐懼?我還要承認,他的恐懼也傳染給了我,那么,究竟是什么樣的原因,什么樣的制度,才會讓我,一個守法公民,一個寫作者,活在不能言說的恐懼之中?

    在場有許多記者,或者有人會這么報道:我發表了一個憤怒的獲獎感言。不,我并不憤怒,我心平氣和地說出我的處境,因為我相信,這決不是我一個人的處境,而是所有寫作者的處境。這恐懼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恐懼,而是所有寫作者的恐懼。在這本《敏感辭典》的編撰過程中,我很不幸地貢獻了自己的努力,當我檢查我的作品,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詞、哪些句子一定會被刪除,我心安理得地接受這一切。甚至我自己也會做這樣的事:刪掉一些字眼兒,或者替換掉一些字眼兒,我把這稱之為“閹割式寫作”,在某個意義上,我就是一個太監,而且是個積極主動的太監,主刀的大夫還沒動手,我自己就把自己閹掉了。

    就叫“河南體系”,以河南人為主。在另外一處,我寫到某人放了一個“印度風味”的屁,我承認,按某種標準,這就叫做低俗,可怎么也該算是“無傷大雅”吧?然而編輯還是要求我修改,這次的問題出在“印度”兩個字上,編輯的態度十分強硬:就是不許你放印度風味的屁!說真的,我理解他,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間的外交糾紛。可是我又想:為了這么屁大的一件事,中國和印度真的有可能開戰嗎?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、已經有過多個版本的老書中,我提到了一個地理名詞:南中國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這個詞居然也成了敏感詞,編輯要求必須修改。原因是:正式出版物中從來沒見過這個詞。我忍不住要想:為什么2005年可以使用的詞,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語?后來在網上搜索,發現不僅有南中國酒店,還有《南中國》雜志,有一部電影叫《南中國:1994》,拿了金雞獎;中國最權威的新聞機構也頻頻使用“南中國”這個字眼兒。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:在這一回合,我贏了。正如你們所猜想的,這位編輯刪除的不僅是河南人、農民、帝國主義和一個屁,還有更多的字、詞、句、段落,甚至是章節,根據我這些年寫作和出版的經驗,我幾乎可以編出一本《敏感詞辭典》,其中包括制度、體制、法律、政治,一些名詞、一些動詞、一些形容詞,甚至是某些特別的數字。在這本辭典中,那些不能提及的詞的還有:所有的宗教、所有大人物的名字、所有的國家,其中當然也包括中國,也包括“中國人”,在《中國,少了一味藥》的很多處,“中國人”都被改成“一些人”,甚至是“少數人”,如果我批評中國的傳統文化,編輯就會改成“中國古代的官場文化”,如果我要評論現在的某項制度,他就會要求我去評論朱元璋或者武則天,或者是中世紀的歐洲。如果這本書能夠出版,讀者很可能會覺得作者是一個神經病:明明寫的是現在的事,他為什么要一而再,再而三地評論武則天?沒錯,在此時,在這里,寫作本來就帶有神經錯亂的意味,我不是作家,我是個神經病。一定有人會說,這只是某個編輯的問題,不足以代表全部。我承認,可我還是要問:究竟是什么樣的原因,什么樣的制度,才會使一個編輯如此敏感,如此恐懼?我還要承認,他的恐懼也傳染給了我,那么,究竟是什么樣的原因,什么樣的制度,才會讓我,一個守法公民,一個寫作者,活在不能言說的恐懼之中?在場有許多記者,或者有人會這么報道:我發表了一個憤怒的獲獎感言。不,我并不憤怒,我心平氣和地說出我的處境,因為我相信,這決不是我一個人的處境,而是所有寫作者的處境。這恐懼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恐懼,而是所有寫作者的恐懼。在這本《敏感辭典》的編撰過程中,我很不幸地貢獻了自己的努力,當我檢查我的作品,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詞、哪些句子一定會被刪除,我心安理得地接受這一切。甚至我自己也會做這樣的事:刪掉一些字眼兒,或者替換掉一些字眼兒,我把這稱之為“閹割式寫作”,在某個意義上,我就是一個太監,而且是個積極主動的太監,主刀的大夫還沒動手,我自己就把自己閹掉了。我們毫不驚奇地發現,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寫,有些不能寫;有些話可以說,另外一些就只能想一想。我們的母語,被強行割裂為兩個部分,一部分是安全的,另外一部分是危險的;有一些字眼兒是革命的,另外一些是反動的;有一些是我們用的,另外一些是敵人用的。更糟糕的是,我并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,哪些是違法的,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覺中犯下“用詞不當罪”。昨晚在北京街頭看見一幅廣告,上面寫道:當你拿到世界冠軍的時候,會說些什么?下面給出了答案,他說,其實,我是一個作家。然而,即使站在更高的領獎臺上,我也很難說自己是個作家,我只是一個潛在的“詞語犯”。有人也許會說,這一切都不足為奇,可我的感覺是:我已經快要窒息了。在千瘡百孔、布滿地雷的漢語之中,我艱難挑選每一個字。安全的字越來越少,以至于每個漢字都有點面目可疑。我要說,這不僅傷害了我的作品,也傷害了我們的語言,這是我們的母語,偉大的漢語,莊子、李白、司馬遷和蘇東坡的漢語。也許很多年后,我們的子孫會發現那些美麗的詞匯、美麗的

    我們毫不驚奇地發現,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寫,有些不能寫;有些話可以說,另外一些就只能想一想。我們的母語,被強行割裂為兩個部分,一部分是安全的,另外一部分是危險的;有一些字眼兒是革命的,另外一些是反動的;有一些是我們用的,另外一些是敵人用的。更糟糕的是,我并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,哪些是違法的,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覺中犯下“用詞不當罪”。昨晚在北京街頭看見一幅廣告,上面寫道:當你拿到世界冠軍的時候,會說些什么?下面給出了答案,他說,其實,我是一個作家。然而,即使站在更高的領獎臺上,我也很難說自己是個作家,我只是一個潛在的“詞語犯”。

    按:感謝《人民文學》雜志的厚愛,我獲得了今年人民文學獎的“特別行動獎”,今天下午在北京現代文學館頒獎,我的朋友邱華棟讓我準備一段獲獎感言,于是我寫了下面這些文字,但由于時間關系,這篇感言未能在現場發表,現在我把它發在這里。一個更寬廣的世界如果沒猜錯,“特別行動獎”表彰的不是作品,而是我的勇氣。對一個作家來說,這是一種很特別的榮譽,聽著就像贊美一個足球運動員打群架很厲害。我對此十分慚愧,因為我并不勇敢,一個作家真正的勇敢并不是與什么傳銷團伙周旋,而是在大眾沉默之時,在真相不能言說之時,坦然而磊落地走進人群中,講出他本應講的話,為了真相和良知,敢于發于不和諧的聲音,敢于犯舉國之怒,冒天下之大不韙。而我只是做了一個公民應該做的:檢舉罪惡。這與真正的勇敢相去甚遠。我必須承認,這點勇氣并不值得嘉獎,我依然是個膽小的懦夫,我說的都是安全的話,我所批評的,都是允許我批評的。這本書已經完稿多時,可遲遲未能出版,主要原因是遇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編輯,在近兩個月的時間里,我和他發生了多次有意思的交鋒,我摔了一個杯子,罵了幾句粗話,把我家的墻壁狠狠地揍了一頓,最后還是投降了。這位編輯是個謹慎的人,對現實的處境懷著深深的憂慮,不管什么事,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安全。按他的意思,這本書最好不要出版,這樣最安全;即使不得已要出版,最好不要講出任何真相,因為真相就意味著危險;如果不得已要講一點真相,切記不能發表任何觀點,如果我有觀點,我就是危險分子。我不太同意他的意見,但據我所知,這并不是他一個人的意見。這本書是我的傳銷紀實,傳銷團伙內有個說法:只要投入3800,兩年之內就能賺到500萬。為此我寫了下面這一段:我飛快地算了一下,我們“體系”有近200人,每人賺500萬,那就是將近10億,盈利能力相當于中國移動的一家省級公司。如果全行業700萬人都能賺這么多,那就是35萬億,遠遠超過2008年的國民生產總值,照這個態勢發展下去,趕日超美只是眨眼間的事,我中華上國分分鐘就能一統天下,正如孟子所言,可以“執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”,只要派出700萬個餓癟了肚子的中國農民,拿根棍子就能擊落帝國主義的隱型戰機,根本不用發展工業、農業和第三產業,連兵都不用養一個。這位編輯把“趕日超美”后面的話全都刪掉了,我問為什么,回答說太敏感。我說這些話傻子也能看明白啊,這不是諷刺之語嗎?有什么可敏感的?編輯說諷刺也不行,必須改,好吧,既然不能尖刻地諷刺,那就溫柔厚道地諷刺,他說“中華上國一統天下”敏感,好吧,理解,刪掉。“中國農民”也敏感,這我就不能理解了:一個中性詞,有什么好敏感的?編輯說“農民”二字有歧視之意,好吧,我假裝理解,改成“傳銷者”;“帝國主義的隱形戰機”也敏感,好吧,理解,改成“高科技無人駕駛的隱形戰機”,編輯說不行,“戰機”也敏感,因為涉及軍事。我向他請教:書店里有那么多直接講軍事的書,它們都能出版,為什么我“涉及”一下都不行?對方答復:這個問題不予討論,反正“戰機”二字必須改。可這是核心詞,改無可改,只能全部推翻,最后改成“只要派出700萬個餓癟了肚子的傳銷者,拿根棉花糖就能打敗金兀朮的拐子馬。”書稿中還有這么一句:這團伙以河南人為主,就叫“河南體系”。除此之外,還提到了廣西體系、山東體系、四川體系……這本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話,可是在編輯眼里,這樣一句普普通通的話也有安全問題,因為“河南人”3個字涉嫌地域歧視,他建議我這么改:他們都是河南農民,這團伙就叫河南體系,以河南人為主。我提出質疑:你再讀一下我的原話,請問,我有一點點歧視河南人的意思嗎?還有一個問題是:這兩者有什么區別?為什么一定要改?對方回答:把河南人具體定義為“河南農民”,這樣高素質的河南人就不會提出抗議。我跟他談判,說我原來是兩句話,你改后成了三句話,這樣不太簡潔,我們把第一句刪掉好不好?他想了半天,答應了,于是就出現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:我的原文是:這團伙以河南人為主,就叫“河南體系”。修改之后變成了:這團伙有人也許會說,這一切都不足為奇,可我的感覺是:我已經快要窒息了。在千瘡百孔、布滿地雷的漢語之中,我艱難挑選每一個字。安全的字越來越少,以至于每個漢字都有點面目可疑。我要說,這不僅傷害了我的作品,也傷害了我們的語言,這是我們的母語,偉大的漢語,莊子、李白、司馬遷和蘇東坡的漢語。也許很多年后,我們的子孫會發現那些美麗的詞匯、美麗的篇章都已經失傳了,就像傳說中的絕世神功,但我們依然可以驕傲地說,我們的語言正在復興。

    唯一的真相是不能說出真相。唯一的觀點是不能發表觀點。我們不能批評制度,不能談論時事,甚至不允許提到遙遠的埃塞俄比亞。有時候我忍不住會這么想:文革真的結束了嗎?

    篇章都已經失傳了,就像傳說中的絕世神功,但我們依然可以驕傲地說,我們的語言正在復興。唯一的真相是不能說出真相。唯一的觀點是不能發表觀點。我們不能批評制度,不能談論時事,甚至不允許提到遙遠的埃塞俄比亞。有時候我忍不住會這么想:文革真的結束了嗎?為什么當代中國缺少直指人心的好作品?因為我們根本不能直指,只能拐彎抹腳地指一指。為什么代中國缺少批判現實的好作品?因為現實根本不能批判,我們不僅失去了批判的權利,更失去了批判的勇氣。為什么當代中國缺少大師?那是因為,當大師還在幼兒園的時候,他就已經被閹割了。常常有人問我為什么寫作,我的答案是:為了一個更寬廣的世界。這個更寬廣的世界就是我的夢想,為了這個夢想,我甚至能夠接受一個沒有芭比娃娃的世界,卻很難原諒一個給芭比娃娃穿貞操褲的世界。我知道,在此時,在這里,我不應該說這樣的話,這些話不合時宜,而且非常幼稚,但在此時,在這里,我還是要說出這些幼稚的理想,因為我相信一個道理:當空氣越來越差,我們應該做的,決不是閉上嘴停止呼吸,而是要行動起來,去建設我們的語言,去改善我們的空氣。更因為,這才是一個作家的真正的勇氣,只有講出這些話,我才有資格來領這個獎。我希望這些話成為共識:文學不是為政治服務的,相反,政治應盡量為文學提供可能;如果不能取消審查,我們希望它可以寬松一些;即使它不能寬松,我們至少可以希望它聰明一些。如果真有一本《敏感詞辭典》,我希望能夠將之公開,這樣我在挑選詞語的時候可以少費些心思,不至于在不知不覺中犯下“用詞不當罪”。作家不應該是鸚鵡,不應該是人皮喇叭,更不應該是一群只會汪汪叫的寵物,他們應該發出自己的聲音,在必要的時候,還應該是清醒而正直的聲音。當他拿起筆,他就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隸,他有權利不向任何人效忠,只忠于真相和自己的良知。最后我要說,我不是階級敵人,不是破壞者,更不是顛覆分子,我只是一個提建議的公民,也許有時候語意尖刻,但請相信我自始至終的善意。和大多數人一樣,我夢想活在一個更好的世界,可是我依然愿意為這個不完美的世界付出心血。

    為什么當代中國缺少直指人心的好作品?因為我們根本不能直指,只能拐彎抹腳地指一指。

    為什么代中國缺少批判現實的好作品?因為現實根本不能批判,我們不僅失去了批判的權利,更失去了批判的勇氣。

    為什么當代中國缺少大師?那是因為,當大師還在幼兒園的時候,他就已經被閹割了。

    常常有人問我為什么寫作,我的答案是:為了一個更寬廣的世界。這個更寬廣的世界就是我的夢想,為了這個夢想,我甚至能夠接受一個沒有芭比娃娃的世界,卻很難原諒一個給芭比娃娃穿貞操褲的世界。

    我知道,在此時,在這里,我不應該說這樣的話,這些話不合時宜,而且非常幼稚,但在此時,在這里,我還是要說出這些幼稚的理想,因為我相信一個道理:當空氣越來越差,我們應該做的,決不是閉上嘴停止呼吸,而是要行動起來,去建設我們的語言,去改善我們的空氣。更因為,這才是一個作家的真正的勇氣,只有講出這些話,我才有資格來領這個獎。

    我希望這些話成為共識:

    就叫“河南體系”,以河南人為主。在另外一處,我寫到某人放了一個“印度風味”的屁,我承認,按某種標準,這就叫做低俗,可怎么也該算是“無傷大雅”吧?然而編輯還是要求我修改,這次的問題出在“印度”兩個字上,編輯的態度十分強硬:就是不許你放印度風味的屁!說真的,我理解他,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間的外交糾紛。可是我又想:為了這么屁大的一件事,中國和印度真的有可能開戰嗎?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、已經有過多個版本的老書中,我提到了一個地理名詞:南中國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這個詞居然也成了敏感詞,編輯要求必須修改。原因是:正式出版物中從來沒見過這個詞。我忍不住要想:為什么2005年可以使用的詞,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語?后來在網上搜索,發現不僅有南中國酒店,還有《南中國》雜志,有一部電影叫《南中國:1994》,拿了金雞獎;中國最權威的新聞機構也頻頻使用“南中國”這個字眼兒。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:在這一回合,我贏了。正如你們所猜想的,這位編輯刪除的不僅是河南人、農民、帝國主義和一個屁,還有更多的字、詞、句、段落,甚至是章節,根據我這些年寫作和出版的經驗,我幾乎可以編出一本《敏感詞辭典》,其中包括制度、體制、法律、政治,一些名詞、一些動詞、一些形容詞,甚至是某些特別的數字。在這本辭典中,那些不能提及的詞的還有:所有的宗教、所有大人物的名字、所有的國家,其中當然也包括中國,也包括“中國人”,在《中國,少了一味藥》的很多處,“中國人”都被改成“一些人”,甚至是“少數人”,如果我批評中國的傳統文化,編輯就會改成“中國古代的官場文化”,如果我要評論現在的某項制度,他就會要求我去評論朱元璋或者武則天,或者是中世紀的歐洲。如果這本書能夠出版,讀者很可能會覺得作者是一個神經病:明明寫的是現在的事,他為什么要一而再,再而三地評論武則天?沒錯,在此時,在這里,寫作本來就帶有神經錯亂的意味,我不是作家,我是個神經病。一定有人會說,這只是某個編輯的問題,不足以代表全部。我承認,可我還是要問:究竟是什么樣的原因,什么樣的制度,才會使一個編輯如此敏感,如此恐懼?我還要承認,他的恐懼也傳染給了我,那么,究竟是什么樣的原因,什么樣的制度,才會讓我,一個守法公民,一個寫作者,活在不能言說的恐懼之中?在場有許多記者,或者有人會這么報道:我發表了一個憤怒的獲獎感言。不,我并不憤怒,我心平氣和地說出我的處境,因為我相信,這決不是我一個人的處境,而是所有寫作者的處境。這恐懼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恐懼,而是所有寫作者的恐懼。在這本《敏感辭典》的編撰過程中,我很不幸地貢獻了自己的努力,當我檢查我的作品,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詞、哪些句子一定會被刪除,我心安理得地接受這一切。甚至我自己也會做這樣的事:刪掉一些字眼兒,或者替換掉一些字眼兒,我把這稱之為“閹割式寫作”,在某個意義上,我就是一個太監,而且是個積極主動的太監,主刀的大夫還沒動手,我自己就把自己閹掉了。我們毫不驚奇地發現,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寫,有些不能寫;有些話可以說,另外一些就只能想一想。我們的母語,被強行割裂為兩個部分,一部分是安全的,另外一部分是危險的;有一些字眼兒是革命的,另外一些是反動的;有一些是我們用的,另外一些是敵人用的。更糟糕的是,我并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,哪些是違法的,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覺中犯下“用詞不當罪”。昨晚在北京街頭看見一幅廣告,上面寫道:當你拿到世界冠軍的時候,會說些什么?下面給出了答案,他說,其實,我是一個作家。然而,即使站在更高的領獎臺上,我也很難說自己是個作家,我只是一個潛在的“詞語犯”。有人也許會說,這一切都不足為奇,可我的感覺是:我已經快要窒息了。在千瘡百孔、布滿地雷的漢語之中,我艱難挑選每一個字。安全的字越來越少,以至于每個漢字都有點面目可疑。我要說,這不僅傷害了我的作品,也傷害了我們的語言,這是我們的母語,偉大的漢語,莊子、李白、司馬遷和蘇東坡的漢語。也許很多年后,我們的子孫會發現那些美麗的詞匯、美麗的

    文學不是為政治服務的,相反,政治應盡量為文學提供可能;

    如果不能取消審查,我們希望它可以寬松一些;即使它不能寬松,我們至少可以希望它聰明一些。

    如果真有一本《敏感詞辭典》,我希望能夠將之公開,這樣我在挑選詞語的時候可以少費些心思,不至于在不知不覺中犯下“用詞不當罪”。

    就叫“河南體系”,以河南人為主。在另外一處,我寫到某人放了一個“印度風味”的屁,我承認,按某種標準,這就叫做低俗,可怎么也該算是“無傷大雅”吧?然而編輯還是要求我修改,這次的問題出在“印度”兩個字上,編輯的態度十分強硬:就是不許你放印度風味的屁!說真的,我理解他,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間的外交糾紛。可是我又想:為了這么屁大的一件事,中國和印度真的有可能開戰嗎?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、已經有過多個版本的老書中,我提到了一個地理名詞:南中國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這個詞居然也成了敏感詞,編輯要求必須修改。原因是:正式出版物中從來沒見過這個詞。我忍不住要想:為什么2005年可以使用的詞,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語?后來在網上搜索,發現不僅有南中國酒店,還有《南中國》雜志,有一部電影叫《南中國:1994》,拿了金雞獎;中國最權威的新聞機構也頻頻使用“南中國”這個字眼兒。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:在這一回合,我贏了。正如你們所猜想的,這位編輯刪除的不僅是河南人、農民、帝國主義和一個屁,還有更多的字、詞、句、段落,甚至是章節,根據我這些年寫作和出版的經驗,我幾乎可以編出一本《敏感詞辭典》,其中包括制度、體制、法律、政治,一些名詞、一些動詞、一些形容詞,甚至是某些特別的數字。在這本辭典中,那些不能提及的詞的還有:所有的宗教、所有大人物的名字、所有的國家,其中當然也包括中國,也包括“中國人”,在《中國,少了一味藥》的很多處,“中國人”都被改成“一些人”,甚至是“少數人”,如果我批評中國的傳統文化,編輯就會改成“中國古代的官場文化”,如果我要評論現在的某項制度,他就會要求我去評論朱元璋或者武則天,或者是中世紀的歐洲。如果這本書能夠出版,讀者很可能會覺得作者是一個神經病:明明寫的是現在的事,他為什么要一而再,再而三地評論武則天?沒錯,在此時,在這里,寫作本來就帶有神經錯亂的意味,我不是作家,我是個神經病。一定有人會說,這只是某個編輯的問題,不足以代表全部。我承認,可我還是要問:究竟是什么樣的原因,什么樣的制度,才會使一個編輯如此敏感,如此恐懼?我還要承認,他的恐懼也傳染給了我,那么,究竟是什么樣的原因,什么樣的制度,才會讓我,一個守法公民,一個寫作者,活在不能言說的恐懼之中?在場有許多記者,或者有人會這么報道:我發表了一個憤怒的獲獎感言。不,我并不憤怒,我心平氣和地說出我的處境,因為我相信,這決不是我一個人的處境,而是所有寫作者的處境。這恐懼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恐懼,而是所有寫作者的恐懼。在這本《敏感辭典》的編撰過程中,我很不幸地貢獻了自己的努力,當我檢查我的作品,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詞、哪些句子一定會被刪除,我心安理得地接受這一切。甚至我自己也會做這樣的事:刪掉一些字眼兒,或者替換掉一些字眼兒,我把這稱之為“閹割式寫作”,在某個意義上,我就是一個太監,而且是個積極主動的太監,主刀的大夫還沒動手,我自己就把自己閹掉了。我們毫不驚奇地發現,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寫,有些不能寫;有些話可以說,另外一些就只能想一想。我們的母語,被強行割裂為兩個部分,一部分是安全的,另外一部分是危險的;有一些字眼兒是革命的,另外一些是反動的;有一些是我們用的,另外一些是敵人用的。更糟糕的是,我并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,哪些是違法的,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覺中犯下“用詞不當罪”。昨晚在北京街頭看見一幅廣告,上面寫道:當你拿到世界冠軍的時候,會說些什么?下面給出了答案,他說,其實,我是一個作家。然而,即使站在更高的領獎臺上,我也很難說自己是個作家,我只是一個潛在的“詞語犯”。有人也許會說,這一切都不足為奇,可我的感覺是:我已經快要窒息了。在千瘡百孔、布滿地雷的漢語之中,我艱難挑選每一個字。安全的字越來越少,以至于每個漢字都有點面目可疑。我要說,這不僅傷害了我的作品,也傷害了我們的語言,這是我們的母語,偉大的漢語,莊子、李白、司馬遷和蘇東坡的漢語。也許很多年后,我們的子孫會發現那些美麗的詞匯、美麗的

    作家不應該是鸚鵡,不應該是人皮喇叭,更不應該是一群只會汪汪叫的寵物,他們應該發出自己的聲音,在必要的時候,還應該是清醒而正直的聲音。當他拿起筆,他就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隸,他有權利不向任何人效忠,只忠于真相和自己的良知。

    按:感謝《人民文學》雜志的厚愛,我獲得了今年人民文學獎的“特別行動獎”,今天下午在北京現代文學館頒獎,我的朋友邱華棟讓我準備一段獲獎感言,于是我寫了下面這些文字,但由于時間關系,這篇感言未能在現場發表,現在我把它發在這里。一個更寬廣的世界如果沒猜錯,“特別行動獎”表彰的不是作品,而是我的勇氣。對一個作家來說,這是一種很特別的榮譽,聽著就像贊美一個足球運動員打群架很厲害。我對此十分慚愧,因為我并不勇敢,一個作家真正的勇敢并不是與什么傳銷團伙周旋,而是在大眾沉默之時,在真相不能言說之時,坦然而磊落地走進人群中,講出他本應講的話,為了真相和良知,敢于發于不和諧的聲音,敢于犯舉國之怒,冒天下之大不韙。而我只是做了一個公民應該做的:檢舉罪惡。這與真正的勇敢相去甚遠。我必須承認,這點勇氣并不值得嘉獎,我依然是個膽小的懦夫,我說的都是安全的話,我所批評的,都是允許我批評的。這本書已經完稿多時,可遲遲未能出版,主要原因是遇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編輯,在近兩個月的時間里,我和他發生了多次有意思的交鋒,我摔了一個杯子,罵了幾句粗話,把我家的墻壁狠狠地揍了一頓,最后還是投降了。這位編輯是個謹慎的人,對現實的處境懷著深深的憂慮,不管什么事,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安全。按他的意思,這本書最好不要出版,這樣最安全;即使不得已要出版,最好不要講出任何真相,因為真相就意味著危險;如果不得已要講一點真相,切記不能發表任何觀點,如果我有觀點,我就是危險分子。我不太同意他的意見,但據我所知,這并不是他一個人的意見。這本書是我的傳銷紀實,傳銷團伙內有個說法:只要投入3800,兩年之內就能賺到500萬。為此我寫了下面這一段:我飛快地算了一下,我們“體系”有近200人,每人賺500萬,那就是將近10億,盈利能力相當于中國移動的一家省級公司。如果全行業700萬人都能賺這么多,那就是35萬億,遠遠超過2008年的國民生產總值,照這個態勢發展下去,趕日超美只是眨眼間的事,我中華上國分分鐘就能一統天下,正如孟子所言,可以“執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”,只要派出700萬個餓癟了肚子的中國農民,拿根棍子就能擊落帝國主義的隱型戰機,根本不用發展工業、農業和第三產業,連兵都不用養一個。這位編輯把“趕日超美”后面的話全都刪掉了,我問為什么,回答說太敏感。我說這些話傻子也能看明白啊,這不是諷刺之語嗎?有什么可敏感的?編輯說諷刺也不行,必須改,好吧,既然不能尖刻地諷刺,那就溫柔厚道地諷刺,他說“中華上國一統天下”敏感,好吧,理解,刪掉。“中國農民”也敏感,這我就不能理解了:一個中性詞,有什么好敏感的?編輯說“農民”二字有歧視之意,好吧,我假裝理解,改成“傳銷者”;“帝國主義的隱形戰機”也敏感,好吧,理解,改成“高科技無人駕駛的隱形戰機”,編輯說不行,“戰機”也敏感,因為涉及軍事。我向他請教:書店里有那么多直接講軍事的書,它們都能出版,為什么我“涉及”一下都不行?對方答復:這個問題不予討論,反正“戰機”二字必須改。可這是核心詞,改無可改,只能全部推翻,最后改成“只要派出700萬個餓癟了肚子的傳銷者,拿根棉花糖就能打敗金兀朮的拐子馬。”書稿中還有這么一句:這團伙以河南人為主,就叫“河南體系”。除此之外,還提到了廣西體系、山東體系、四川體系……這本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話,可是在編輯眼里,這樣一句普普通通的話也有安全問題,因為“河南人”3個字涉嫌地域歧視,他建議我這么改:他們都是河南農民,這團伙就叫河南體系,以河南人為主。我提出質疑:你再讀一下我的原話,請問,我有一點點歧視河南人的意思嗎?還有一個問題是:這兩者有什么區別?為什么一定要改?對方回答:把河南人具體定義為“河南農民”,這樣高素質的河南人就不會提出抗議。我跟他談判,說我原來是兩句話,你改后成了三句話,這樣不太簡潔,我們把第一句刪掉好不好?他想了半天,答應了,于是就出現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:我的原文是:這團伙以河南人為主,就叫“河南體系”。修改之后變成了:這團伙最后我要說,我不是階級敵人,不是破壞者,更不是顛覆分子,我只是一個提建議的公民,也許有時候語意尖刻,但請相信我自始至終的善意。和大多數人一樣,我夢想活在一個更好的世界,可是我依然愿意為這個不完美的世界付出心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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